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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

概述
青铜鼎青铜鼎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铜和锡的合金,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制造出青铜,但用作一般应用的人工制品要晚得多。荷马在《伊利亚特》史诗中提到希腊火神赫斐斯塔司把铜、锡、银、金投入他的熔炉,结果炼成阿基里斯所用的盾牌。铜和锡的比例变化范围很大(从残存人工制品中测得,铜含量为67~95%);但在中世纪已经知道不同的比例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收藏的11世纪希腊手抄本中列举了1磅铜与2盎司锡的合金,即8比1的比例,这与后来使用的炮青铜相近。青铜较铜坚硬,熔点较低,容易熔化和铸造;青铜也较纯铁坚硬,不同合金成分的青铜适于制造炮管和机器轴承。在工具和武器中,历史上以铁代替青铜并不是铁本身有任何特殊优点,而是由于铁较铜和锡丰富。钟青铜的特性是受敲击时能发出洪亮的声音。其含锡量较高,为1/4~1/7。雕塑青铜含锡量低到1/10,有时还加入锌和铅的混合物。锌能提高硬度,轴承合金中通常含少量的锌。青铜中加入少量的磷能改善其性能和强度;磷青铜含磷量铸锭可达1~2%,铸件只含微量;它的强度高,特别适用于作泵的柱塞、阀和套。在机械工业中也使用锰青铜,它含有少量锡或甚至不含锡,但含有大量锌和锰。除用作工具和武器外,青铜也广泛用于制作钱币;很多铜币实际上是用青铜铸造的,其典型成分是4%的锡和1%的锌。

物理特性

青铜器遇冷会反常地膨胀。

不含锡的青铜

有许多名称中有“青铜”,但不含锡的铜合金,如铝青铜、铍青铜、锰青铜、硅青铜。在铜合金的分类中,黄铜和白铜(铜镍合金)以外的都称为青铜。

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夏代(21世纪B.C━━16世纪B.C)的青铜器中已经有了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与礼制的政治制度相呼应。

商代(16世纪B.C━━11世纪B.C)青铜器发展到鼎盛,大型器物迭见,花纹繁缛精致,并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

西周时期(11世纪B.C━━776B.C)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冶铸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长篇铭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战国(776B.C━━221B.C)时青铜器一改过去的设计,风格纤巧、清新,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极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

秦代以后(221B.C━━1840A.D),礼器比重大减,钱币、度量衡和铜镜经过更新、创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青铜器的主流,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一直保持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

发展时期

形成期

鎏金银蟠龙纹铜壶鎏金银蟠龙纹铜壶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文化
壶

中国历史上的商代及西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鼎盛的时期,也是一个以青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时期,青铜冶铸业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铜器的工艺最能反映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楚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青铜文化成为构成楚文化的主体的支柱之一。

青铜礼器是楚国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风俗好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文化进程”均“蕴蓄于其中”。楚国的青铜礼器有鼎、簋、敦、盏、壶(图1)、缶(图2)等。

鼎居青铜礼器之首。周代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铜礼器的风格,都较为生动地体现在鼎上的风貌特征上。楚国的鼎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

缶

升鼎因这种鼎上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图3)。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这种风格的鼎为楚国所独有,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楚式升鼎束腰收腹,对鼎这一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三足炊煮器,历经夏、商、周三代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器形的一项最大胆的突破。这一造型样式上的翻新,一改传统鼎呆板、死气沉沉的风貌,而给人一种灵巧、生动的视觉效果。鼎的造型的这一变化与楚人审美意识有着切的关系。“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人体审美中对细腰的喜爱,反映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就是束腰升鼎的产生。

商朝以来传统鼎的形制中,只有方鼎为平底,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圆鼎的器身一般采用与缶、罐、盂等器相类似的圈底。而圆形的升鼎却空前地在以优美柔和的圆弧线为主构成的器形中,引人了方硬而富有力度的水平横线。腹底由圆而变平,方折的口沿、底沿和耳沿,与外撇耳、蹄形足和内收的鼎腹等部位的圆弧线形成对比,刚柔相济,使得鼎的造型赋于节奏和韵律。

升鼎升鼎

在以礼乐文化为主体文化的社会中,礼器与乐器同是为礼乐文化服务的。楚国青铜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钟。青铜钟分为甬钟、钮钟、鎛钟三种,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组合起来,称为编钟。

由于战争的需要,青铜被大量作来制造武器。楚国出土最多的青铜后期器有剑、戈、戟、矛等。剑在各类青铜兵器中数量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已发掘的3000余座楚墓中共出600多把剑(图4)。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的大变革,青铜礼乐器逐渐衰落,青铜的运用开始由礼乐文化转向世俗生活。楚人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制造日常生活用品。楚人制造的最成功的铜器日常生活用品当数铜镜和带钩。

剑

楚国铜镜独具特色,称为楚镜或楚式镜。楚镜以其类型和数量众多而远胜于其它地区。据统计,出土楚镜总数已达1000面左右,其数量远胜于现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镜。湖南长沙是当时楚国的制镜的中心,其次则是安徽寿县和湖北江陵。楚式镜据其形态可分为方、圆两种,以圆镜为多。按镜背的装饰,可分为多种类型,主要有: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透雕镜、彩绘饶。其中山字镜、菱纹镜、透雕镜、彩绘镜最富代表性。

山字镜(图5)和菱纹镜是楚国最流行的镜类。山字镜因镜背以“山”字为主体图案用纹饰而得名。根据“山”字出现的数量,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而以四山镜为最多。山字镜以湖南地区出土最多,占楚墓所出铜镜80%左右。山字镜在中原也偶尔有发现,在河北易县甚至更远至朝鲜和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山与巴泽雷克等地也有发现,可见楚铜镜流传之广。

山字镜山字镜

透雕镜又称夹层透纹镜,由镜面和镜背两块铜片合贯而成。镜背的透雕图案,以蟠螭纹为主。江陵张家山201楚墓所出蟠螭纹透雕镜(图6),构图匀称,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彩绘镜是在素镜背上用彩漆描绘纹样,目前主要在楚墓中出现,如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楚墓都有彩绘青铜镜出土。

带钩即束腰革带上的钩扣。在楚国贵族那里,带钩不仅仅是服装的附件,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带钩的选用的材质、制作精细程度以及大小都是成为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楚人的带钩通常是用青铜铸成,名贵的则是用黄(白)金打就或玉石雕刻而成的。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带钩,弧长46.2厘米,宽6.5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在现已出土的先秦诸国的带钩中可算是绝无

蟠螭纹透雕镜蟠螭纹透雕镜

仅有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出土了错金嵌玉铜带钩,造型奇特,呈变体鳖形,并嵌有薄玉片,制作极为精致。

在长期的青铜器制造过程中,楚人不断提高青铜器的水平,制作工艺也日趋精湛。楚人最常使用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有陶范法、失蜡法、铸镶法。

陶范法是一种采用陶土制作铸型(范)制作青铜器的方法。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有两套共26枚编钟,在青铜编钟表面有陶范铸造时的铸缝痕迹。曾侯乙墓出土19口纽钟,同信阳楚墓编钟一样是采用陶范铸成。

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铜禁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铜禁

失蜡法是熔模铸造青铜器的一种方法。所谓“失蜡”法,是制作一个略小制成品的粘士模型,在它上面涂上一层蜡,在蜡上雕刻花纹后,再加上一层粘士,然后进行整个加热,蜡熔化后留下空隙,然后将青铜注入空隙。在古代希腊、埃及都曾使用这种方法铸造青铜器。在中国失腊法有使用仅见于楚国。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铜禁(图7)和曾侯乙墓出士的尊盘,均为失蜡法铸造,它们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采用失蜡法的青铜铸件。经鉴定商周时期1000多件青铜器,可以肯定使用失腊法的铸造的不过10件,均出自楚墓。

铸镶法是将纹饰是通过铸造成型并通过铸造的方法而镶在青铜器的表面。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中出土的铜浴缶,其盖和身均镶有红铜的夔龙纹和云纹,盖上4龙,腹部分两组,共有18条龙。这些红铜纹饰先采用铸造成型,经修整后再与器物本身铸接在一起。

铭文

青铜铭文对后世的影响巨大,首先是铭文内容丰富,是第一手历史记录,可据此研究商周历史,其次作为文字,上承甲骨文,下接秦朝小篆,如春秋中期秦公簋铭文即为石鼓、秦篆雏形,故是汉字演变的重要环节。另外,金文的用笔和布局都大有讲究,具有一种审美的自觉,而之前的甲骨文,刻写者很难说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其美学色彩相当淡薄,金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艺术觉醒的开端。

中国青铜铭文内容的丰富,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据考古资料统计,现已发现和著录的金文总数已达数万字。世界各地的上古青铜器,除印度河流域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外,绝大部分都没有铸刻,这也是中国青铜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一个明显的区别。铭文一般记载有作器者的姓名和缘由,内容包括征伐记功,册命祭祀,赏赐训诰,宴飨田猎,土地转让,盟誓契约,婚姻争讼,奴隶买卖,宫室庙宇,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由于青铜时代尚未发明纸张,而当时记载在竹简木牍、丝帛上的文字资料大都早已腐烂无存,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也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三传等。即便是这些极少的文献,也经过了历代传抄,已不是原来的面貌,与真实的历史必有出入。而青铜器铭文,一般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作器留传下来,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的真实面貌。这些铭文文字精练,有的还语句工整,前后对韵,如同铸刻在青铜上的史诗,时时引发今人的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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